(1)法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喪失

法國毛主義有兩個不同的來源，反映了60年代代與代之間的分裂。一是成年的共產黨，60年代早期是這個黨的困難時期。以主席多列士（Maurice Thorez）為首的領導層是教條的史達林主義者，特別是與陶裏亞蒂領導的不那麼教條的、更“現實的”義大利黨的立場比較起來，這就顯得非常荒唐可笑。義大利模式為很多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把法國黨看成是僵化的、沒有學習能力的黨提供了依據。

但教條主義並不是實用主義的反面。在國內，這個黨被認為是嚴重的實用主義，特別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雖然該黨一直堅持反對殖民主義的立場，但其議會代表團卻投票同意授予軍隊在阿爾及利亞以特別權力，也同意了軍隊的預算。這個黨堅持戰爭應該通過談判的方式解決，嚴厲譴責了那些援助或上街遊行支持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左派組織。實際上，它不支持任何非它負責的示威遊行。它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實用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立場（與正式的殖民地不同，阿爾及利亞在法律上是法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在黨內得到了貫徹執行，但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損害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

此時，該黨並不希望出現赫魯雪夫的非史達林化運動和中蘇的分裂。中蘇的分裂發生在1962年，正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結束的時候，青年反戰運動達到了高潮。中國把非史達林化運動者作是赫魯雪夫領導下的蘇聯所採取的右傾修正主義立場。在他們眼裏，史達林確實應該為暴政和樹立個人崇拜承擔罪責，但是史達林實際政策的主要內容還是好的。非史達林化是史達林的繼承者們對其修正主義立場進行自我標榜的一件外衣。

法國黨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它既忠誠於史達林和他的政策，也承諾走世界最大的共產黨蘇聯黨的路線，現在，在這二者之間，法國党完全被套住了。

應該瞭解，在法國共產黨內，對史達林的忠誠並不完全是從上而下強加於人的一種現象。對於很多普通成員，特別是二戰期間處於地下狀態的活躍分子，史達林首先是被西方人拋棄而後獨立對付希特勒的領導人，在那之後，他還是帶領蘇聯人民以高昂的代價抵抗納粹最後取得勝利的人。在很多所謂的反法西斯主義者都加入了維希政府之後，法國共產黨的抵抗和蘇聯在東方的抵抗有著相似的特點。很多人因此尊敬史達林，就像他們尊敬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一樣。這種支持史達林的基礎經常被忽視。60年代的年輕一代也很難明白這一點。沒有在自己的土地上體驗過二戰戰火，沒有以同樣絕望的心情期待過蘇聯在東方前線的勝利的美國人，更難以理解這點。

最後，法國黨的領導要求克裏姆林宮作出更多的解釋，和其他大多數黨比起來，法國黨用了更多的時間來修改政策，但最終還是接受了非史達林化，並在蘇聯和中國黨發生了思想和理論方面的衝突時，為蘇聯進行辯護。

(2)獨立自主的毛主義運動開始

在中蘇決裂前，很多法國共產黨人對中國有著特別的興趣，有的還是法中友好協會會員。當然，在中蘇兩黨關係仍然親密的時候，這些都不會有任何問題。接受非史達林化和與蘇聯黨站在一起反對中國黨，都使親中國黨的法國黨人土面臨巨大壓力。他們開始建立了“馬克思一列寧主義陣營”，這一陣營是親中共人士用以抵制非史達林化，抵制反中國的立場的一種手段。在他們看來，非史達林化和反中國是嚴重曲解馬克思主義的表現。

到了1964年，這些人已經可以在黨內堅持他們的立場了。經過了從1964年到1967年間兩次不太集中的籌備階段之後，他們于第二年建立了法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DCMLF）。這個黨馬上得到了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的承認。

比起法國共產黨內的毛主義分子來，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UEC）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能夠繼續留在聯合會中的時間要長一些，比起聯合會中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陶裏亞蒂主義者，他們就更久一些。對他們來說，史達林主義不是感情的問題，對上一輩的人才是。雖然他們受到黨員阿爾圖塞對黨領導批評的影響，雖然他們強烈反對黨支持密特朗參加1965年的總統競選，但他們並未發出批評聲音。與仍然留在黨內的阿爾圖塞一樣，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青年毛主義分子顯然仍希望他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聲音，以避免黨無可挽回地背離馬列主義“科學”。’

1965年後期，對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毛主義分子的清洗運動開始了。1966年2月，一個叫做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UJCML）的組織由這些被清洗或將被冶洗助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中的毛主義分子建立起來。開始它很謹慎，並沒有在黨的領導面前揮舞小紅書或毛澤東像。但是在阿爾圖塞立場正式被黨的中央委員會否決之後召開的共產主義學生聯合會四月代表大會上，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散發了全面抨擊中央委員會立場的小冊子，黨也借機立即完成了對毛主義分子的整肅。

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成員都比較年長，主要是工人，他們認為，青年和幾乎全是青年學生的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需要與黨保持一種從屬關係，但年輕的學生們拒絕了。有人提出青年和知識份子不足以擔當組織群眾鬥爭的任務，針對這一點，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回應說，他們所不知道的工人的直接經驗，可以通過走到群眾中去向他們學習來獲得。這是一個被毛主義分子稱為“調查研究”的技術問題。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結構被認為太封閉，不能夠保持這種投入群眾中去的開放作風。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於是糾纏不清，互相指責對方是精英主義。

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沒有在原則上否定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只是否定了它在特別鬥爭階段的適用性。中國正在經歷一個他們自己的革命階段，這有助於法國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反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的提議；這就是開始於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把年輕的紅衛兵抬高為革命的捍衛者，反對黨內的中年幹部，反對官僚隊伍中、軍隊中，以及大學中那些被指責褻瀆了人民賦予“他們的”權力的人。對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觀念的拒絕和對調查研究的強調，最終依賴於與中國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群眾路線”理論相同的合法的原則。

但是沒過多久，這兩個組織內部都因黨的問題而出現分裂。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內的一些知識份子認為毛主義分子的鬆散的“大聯盟”應配以更靈活的組織形式。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中有些人則開始擔心正在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人支持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因而相信通過保持距離他們自己才真正體現著小資產階級的精英主義。因此在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內部，一次“清算主義”的潮流逐步展開，而正是在這種自我懷疑自我批評的過程中，爆發了1968年的學生反抗運動。

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完全失去了平衡，其激進分子走上街頭，不是去設置路障，而是要求拆除路障。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夠領導一場真正的革命，沒有他們，對抗就是沒有意義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更支持學生，有些同情者還站到了路障上。一旦工會宣佈支持學生，工人開始舉行罷工、佔領工廠，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便試圖加入到運動中去，通過組織“長征”深入到工廠支持工人以擴大運動。但是，這並沒有挽救他們的組織。清等主義分子認為，1968年起義之所以沒有推翻政權，是因為缺乏一個有紀律的黨願意和能夠在起義失控的時候指明方向，於是他們獲得了廣泛支持。共產主義（馬列）青年聯合會裏曾在工廠裏工作過的人被趕了出去。有些人退出現實世界的鬥爭，轉入文本世界的研究以尋求指導，另外一些人直接加入了法國馬列主義共產黨。還有另外一些人另闢蹊徑，其中的一條道路就是“反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