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 Roberts
在社會學傳統中是以實證主義精神為主，追求所謂的客觀與科學的完整性。但這種研究方式過於狹隘。因此在偏差行為興起了一種異於傳統的社會學觀點，偏向民族誌人類學調查研究的方法。美國次文化研究自1920到30年代由美國芝加哥學派[2]為研究先驅，採用自然主義觀點以及參與式觀察法進行研究。在Parson[3]與Merton帶頭下，關於次文化研究這塊領域中崛起復甦，不論是偏差行為、犯罪、青少年犯罪等議題，在50到60年代都已累積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
所謂參與式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一種以社會學者親身進入田野，近距離觀察田野現象的研究法。此種觀察經驗類似那些富有經驗的新聞記者經常操作的方法。而芝加哥社會學派應歸功於這批新聞從業人員專揭醜聞的傳統。此外參與式調查的啟發也來自於一些作家的後代，這些人多是自由人文主義者，並且對人類科學有極大的研究興趣。例如George Simmel, Wilhelm Dilthey, John Dewey, George Herbert Mead[4]。參與式觀察法適用於其目的為發現、紀錄那些奇特並相對來說鮮為人知且邊緣化社會群體之活動的研究計畫。
以自然主義觀點來說，研究是經由語言共享的一種互動。在Mead的符號互動論的社會心理學中，行動是富含著意義並且介於行動者間彼此意義承載的交換。自然人文主義的參與式觀察研究，較接近社會人類學常用的民族誌方法，藉由觀察與參與來理解陌生世界的運作方式。而參與式觀察對民族誌的影響，將客觀、量化的研究方法轉為質性研究，從內部去理解，取擷田野資料的觀點。在參與式觀察中並非運用單一的研究方法技能，而是多種方法的綜合。研究者除了要能熟悉、親近研究的田野以便去理解並建構出當地人的觀點和經驗，研究者本身也要有某種程度上的自身體驗。
在參與式觀察中研究者必須考慮霍桑效應(Hawthrone Effect)。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如何界定觀察(Observation)和干預(Intervention)之間的區別？自然主義者認同Simmel的陌生人觀點（He is in but not entirely of the culture）。自然主義的參與式觀察以非扭曲的、非先入為主的忠實的反映社會世界。若要在富敘述性的民族誌和帶有結構、功能、歷史的理論間架起互通的橋樑是有困難的。因此自然主義會去規避一些問題。
自然主義歸功於芝加哥學派的理念，在於將城市畫分、組成不同區位，每個區位都擁有自己所屬的世界。典型的自然主義的論題，例如偏差行為、犯罪活動、青少年犯罪等議題，會將社會控制的關鍵問題放在自然主義者的日常工作事項上。但是大部分的研究則放在與控制文化互動下，所產生直接、地方化的用語。如：街角的青少年犯罪和社工、吸毒者和地方警察、流浪漢和社福機構等。因此，自然主義在領域上產生了一些改變，從inter-actional轉為 trans-actional的方式，自然主義觀點在近年來的湧現，以著力於偏差行為與社會互動的研究，最具有區別及代表性。而此種研究觀點涉及了社會控制。在偏差行為研究中，青少年犯罪並非是自然地在局外人的（outsider）世界產生，應該將此種行為歸因於社會認同過程所衍生出的一部分。同時一個偏差行為的團體並非在自然狀態下生成，而是社會建構過程中一個特殊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權力，透過權力來界定他者的地位並貼上標籤。
標籤理論與交互作用理論[5]源於早期的民族誌的自然主義，保留許多當初民族誌的自然主義的精神。關注焦點不再侷限於內部的世界、群體和田野的過程，而是關注團體間的交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與團體的控制、制定的規則與標準及其功能。在偏差經歷發展中，無法去解讀一開始踰越規則時，社會結構和心理資源，對這種情況的持續影響效應。缺乏關注自我標籤化過程中，某些規則踰越者的弱點；使得在認定偏差經歷時，會降低客觀的標籤化實踐中的意義，而實際上社會核可的嚴峻待遇和重要的類型分析亦可能被忽略掉。
補充－相關專有名詞解釋
美國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
芝加哥大學與芝加哥市在國家事務中所發出明顯中西部的聲音使芝加哥成為一些現代社會思想主要運動的中心，包括哲學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以及都市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建立於1892年的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是美國各大學中最早的一個社會學系。其創立者Small和Park創立了一種都市社會分析方法。
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
美國社會學的一種理論研究方法，旨在說明社會行為和互動是社會行為者將意義加諸事物和社會行為之上的產物。在符號互動論者看來，意義「並不存在於客體中」，而是從社會過程中產生出來的。這種說法強調是人類行為者所具有的主動的、詮釋性和建構性的能力，這和功能論等學派所主張的社會結構的決定性影響是相反的。
Blumer於1937年首次提出，並以三個論點概括了這種方法的主要原則。一、人對事物採取的行動是以是物對人的意義為基礎的。二、這些意義來自於社會互動。三、社會行為是由個別行動的結合而產生的。在此學派中傑出的理論家有Mead、Cooley、Becker而其研究相似的有Goffman。人的行為因有語言和各種象徵交流的重要意義而有別於動物行為。符號互動論不但是現代美國社會中，與功能論並駕齊驅的主要研究方法。而且在社會研究中相對於問卷調查與標準化變數的傳統社會學調查法而言，提供了一種主要的替代方法。符號互動論不用上述各種方法，而偏好在自然的背景中對行為者進行參與式觀察和深入訪問。並且注重個人能動性（individual agency），試圖修正主流社會學中認為文化與社會結構決定了人們行為之預設。將人類事件理解為，涉入其中的人們不斷依據別人的作為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因而使得每個人的行為軌跡皆得以吻合他人的作為。人類普遍而言並非以無意識方式行動，相反地人類是藉由說明他人如何回應自身的行為，並預期甚麼事情將可能發生時，人們才可能以上述方式行動，並在此過程中創造自我。
對符號互動論的主要批評意見是它過分注意微觀過程和次制度現象，因而低估宏觀結構和歷史因素的重要性，特別低估了經濟力量和制度化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因此許多理論家如紀登斯，認為社會學對於結構和行動的不同關注，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補足的。另一種批評意見則認為象徵互動論對人類創造能力的探討深度不夠，這種批判則是內在於詮釋社會學和象徵互動論傳統。這種批判促成了一種新的社會學典範，即俗民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
標籤理論
標籤理論為一種社會對行為、個人或群體賦予肯定或否定特徵的過程分析。經典標籤理論由貝克(Becker)所提出來，繼承Tannenbaum和Lemert的觀點，認為行為並非先天就以肯定好壞，正常行為和偏差行為是由社會所定。此方法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曾盛行一時，在偏差行為的研究上行成一股反實證論的潮流。反實證論觀點表現在不同於以前的許多研究方法，正常或偏差並不被認為是無可置疑的，他們自身反而是有待研究的問題。標籤論方法的一個重要成就是建立一種對於社會問題鮮明的互動論研究法。研究者還用這種方法研究了精神病的社會建構和控制、教室內標籤效果與性相標籤。
劇場理論
由Goffman提出，其假設為自我是個體在社會情境中所進行之表演的產物，而自我的內涵取決於同時在場之觀眾是否願意給予肯定，因此高夫曼的理論特別關注人們如何建構其自我呈現，並如何在他人面前將其演出。但是高夫曼並非社會決定論者，他反而強調自我是一種擇取立場的存在，即便是最邊緣化的社會成員，也可以藉由採取抵抗的姿態而保存自我。
Park, Robert (1864-1944)
美國社會學巨擘，芝加哥學大學社會學教授。最受人稱道的是對都市社會學和種族關係研究的貢獻。他和芝加哥學派的其他成員影響了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使社會學經驗研究，特別是以參與觀察為基礎的研究，展生了新的重要性。
相關研究範例
Taxi dancer
Becker 1953 大麻吸食者研究
Humphrey 同性戀研究
參考書目
Laura Desfor Edles著，陳素秋譯（2006）。《文化社會學的實踐》。台北：韋伯
David Jary、Julia Jary 著，周業謙、周光淦譯（2005）。《社會學辭典》。台北：貓頭鷹。
[1] 以自然主義指涉此類研究，是因為此研究的研究者必須在未經操縱的是在「自然」環境中進行，在研究過程中並不進行不正當的干擾，以免扭曲真實。
[2] 兩次大戰間，在芝加哥大學所發展起來，具有開拓性意義的都市社會學理論及研究方法。(附錄)
[3] Parsons,Talcott(1902-1979)，美國社會學家，功能論的首要的現代倡導者，其著作有《社會行動的結構》、《社會系統》、《邁向一般行動理論》等書。
[4] Mead, George Herbert(1863-1931)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社會心理學家，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其社會學研究方法現在多認為是屬於象徵互動論。受到Dewey與Cooley的影響，因而他的社會學與心理學都強調社會行為者(social actors)的意識心理、自我意識以及自我節制。
[5] 標籤理論為一種社會對行為、個人或群體賦予肯定或否定特徵的過程分析。經典標籤理論由貝克(Becker)所提出來，繼承Tannenbaum和Lemert的觀點，認為行為並非先天就以肯定好壞，正常行為和偏差行為是由社會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