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rton, D. (Ed.). (2000). Research training for social scientists: A handbook for postgraduate researchers. Thousand Oaks, CA: Sage. Ch2,3               

 

 

 

2

QUESTIONS OF HERMENEUTICS: BEYOND EMPIRICISM AND POST-MODERNISM

詮釋學的問題：超越實證主義和後現代主義

 

 

只要是描述一個普遍性的實踐行為，我們都稱做詮釋學，詮釋學的實踐是關注於解釋的實踐，詮釋學的目的是釐清那些目前還不清楚、需要進一步澄清的研究對象或地區的調查。

查爾斯泰勒認為，詮釋學的概念是密切相連人類所需與經驗的意義。

詮釋學的形式是為了提出一個當前所缺乏的基本意義，包含三個現象：

1.文本的範圍、人物、文件或客體等方面，我們可以合理地談論他們的一致性或非同步性;

2.我們可以區分表達特定群體經驗與意義兩者之間的關係，透過進一步闡述來表達某一可能性含義；

3.以上表達是對人類主體有意義的

簡而言之，將原本存在於混亂或不明確的方式，提出一個明確的意義。

 

 

BREAKING OUT OF THE CIRCLE 打破詮釋循環

 

 

嘗試擺脫解釋學循環，並提供更明確形式的知識。這些特點可以在兩個主要方面：

1理性主義者試圖提供了符合邏輯的，有爭議的真理（我想，故我在）;

2經驗主義的爭論在於案例研究並非建立在解釋之上，而是在所謂的brute data之上。

 

brute data identification的過程是實證社會學研究的根本限制及弱點。驗證的實證邏輯只是把資料應套到研究者內心已經設定好的方框內，因此該資料並無法顯現行動者採取該行動背後的意義，也就是個人形塑社會真實背後所具有的信念、情感反應或評價等。換句話說，部份看似主觀影響社會真實甚鉅的意見、信念等等，是無法從邏輯實證所倚賴的資料分析過程或brute data identification中彰顯出來的；即使有，研究者也常將該行為的意義放到個人意見、信念或態度中進行測量，並無法有效地從意義的角度來描述社會真實。

以全球變暖為例，照著詮釋學的講法，會說我們所追求生態過程的理解是為了趕上了語言或文化的標準。而一個激進的生態組織和政府機構之中，會得到不同的理解過程。某些批評者批判出問題，這種爭辯的反射只能反映出個人偏見或特定群體的觀點。政府機構和生態組織必須通過共同的語言才能試圖打開對世界的觀點，語言不是現實的鏡象，而是指涉它。

 

 

LANGUAGE

大多數當代理論，詮釋學也不例外，理解和詮釋都通過語言問題。如果語言不能被稱為主觀（人們的頭腦內部中舉行）或客觀（社會世界裡各自為陣），我們所說的語言實踐的如何互為主體性，是因為他們與日常社會實踐、實際行動改變關係密切，並構成了理所當然的社會意義。

約翰瑟爾（1969）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互為主體性，他區別限制性規則與建構性規則。網球遊戲有某些行為規則，因為它們有限制競爭對手行動的防止犯規。另一方面，網球有很多規則，這些做法可以是得分點、截擊和返回，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網球比賽。

維特根斯坦意識到，任何語言中的語詞都有它無限的靈活性和豐富多彩的用法，語詞的意義就在於它的用法，而語詞之各不相同的特定用法是和語詞所處的語境、說話者的當下語氣以及說話者的生活形式密不可分的。就拿“這是我的身體嗎？”這句話來說，它在不同的情景下也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比如，一個人可能會指著自己身體的鏡中影像說這句話，也可能摸著自己的身體問這個問題，也可能用它來表達“我的身體看起來像那個樣子嗎？”

因此，要理解語詞的意義，就必須知道語詞的特定用法。而語詞的特定用法就是語言的使用規則。 維特根斯坦是指這種秩序的問題時，他認為沒有私人的語言。他這樣說的意思，語言和意義就代表公共現象。要了解我們的語言工作，我們要了解它作為主體間的共同用法。

 

  “我們的語言可以被看作一座古老的城市：迷宮般的小街道和廣場，新舊房屋，以及不同時期新建的房屋。這座古城被          新擴展的郊區以及筆直的街道和整齊的房屋包圍著。（維特根斯坦，1958：8）

 

 

SYMBOLIC CULTURE

人類學家格爾茲（1973年）他強調了象徵性的文化，藉由制定者本身或社會科學調查者，保留進一步開放性解釋。這裡有必要區分第一和第二順序的解釋：分離需要兩者所制定，一、經由中介者他們本身的主體間產生的意義（我們正在調查的那些人），二、做這些解釋的社會科學家兩者。吉登斯（1984年）提出人類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是一種雙重解釋(double hermeneutic)，並且不會有一個一致性的正確解釋。對行為的認定，也需要對目的進行假定：對他人舉動認定的提問，不僅是去描述或解釋它，而是需要尋求其目的、理由、與動機。此尋求目的、理由的合理化，並不隱含有需要遵行一個既有的因果關係規則。

Giddens，1990年提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食衣住行等各個領域都被各式各樣的「專家知識」（expertise） 所滲透。專家知識所提供的資訊、建議、警告等在大眾傳播的媒介下，不僅範圍廣，而且速度快。生活在這樣的環境條件下，人們不再是單純地遵循世代沿用的傳統知識技能，反而是習慣性地會去參考專家知識所提供的意見與評判。

 

對Giddens而言，傳統與專家知識此二者知識技能不僅在性質上不同（例如維持傳統不墜的是靠其權威，而相對地，推動專家知識的則是科學的懷疑），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二者知識技能與行動者的關係也各有不同。此一關係差異牽涉到所謂的「信任」（trust）問題。也就是說，對專家知識的信任不同於對傳統知識來源的信任。日常生活變成是「實驗」（experiments），現代人必須經過思索小心操控各種由專家系統所提供的各項資料與程式。在此實驗意涵下，Giddens認為，「自我的反省性規劃」（the reflexive project of the self）是現代人在主動積極建構自我時所呈現的主要特色。好的詮釋可能：一個好的詮釋實踐，不是靠作者的聰明，但而是他或她有能力把讀者帶入象徵性地的'心'，並產生了共同的意義。

 

 

THE GADAMER-HABERMAS DEBATE

 

 

哈伯馬斯認為，語言溝通的基本單位不是語句，而是「言語行動」(speech act)，這是語言(language)與行動(action)的統一， 「言語行動」包含「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和「非語言力量或部 分」(illocutionary force or component)，它亦是一種提出「有效性聲稱」(validity claim)的行動，在言語行動中，說話者不但講出命題內容，他還提出「有效性聲稱」，聲稱這句話的有效性，並願意為這個「有效性聲稱」提供所須的理由，這就是言語行動的「非語言部分」。哈伯馬斯認為，「非言語力量」是一種激發(motivate)聽者依說話者的言語來行動的能力，因此，言語行動具有作用與功能。言語行動首先要符合文法規則，因而可被理解(comprehensible)，然後哈伯馬斯區分三種言語行動，它們有不同的有效性聲稱，屬於不同的溝通模式，對應不同的實在領域，並具有不同的功能：(1)真理性聲稱，說話者聲稱(assert)命題內容是真的(true)，這屬於一種認知的溝通模式，對應於客觀世界，具有認知事實的功能；(2)真誠性聲稱，說話者保證(promise)其表達的感情和意向是真誠的(truthful)，這屬於一種表意(expressive)的溝通模式，對應於主觀的內心世界，具有表意的功能；(3)正當性聲稱，說話者聲稱言語行動是正當的(right)，這屬於一種互動(interactive)的溝通模式，對應於社會世界，它有調節行為、建立合法人際關係的功能。對相關問題提出問題的客觀性或是研究結果的有效性，對於哈貝馬斯有兩種反應，在傳統的哲學詮釋學，這個問題是移情理論和相對主義。

 

 

高達美（1974），對移情理論有批判的立場，高達美認為理解與傳統密切相關，理解不是某種活動，理解是一種發生，是一種遭遇，一個事件。成見就是理解真理的先決的條件，故而源自個人的歷史成見，不可能完全消除。在Gadamer看來，成見並不是一件壞事，它是瞭解新事物必須的前理解。成見是人的歷史存在狀態，它與歷史相互交織，成為理解的基本「視域」（horizon）。在高達美的話來說，當讀者帶著自己的歷史「視域」去理解某種歷史作品時，兩種不同的歷史「視域」必然會產生一種「張力」（tension）。讀者必須擺脫由作品自身歷史存在所產生的「成見」，但又不能以自己的「成見」任意曲解其理解的對象。只有在解釋者的「成見」和被解釋者的「內容」融合在一起，並產生出意義時，才會出現真正的「理解」。這種過程，Gadamer稱之為「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我們不能透過我們想像我們自己在所在地的文化和社會去進入”他者”，只有當讀者參與到文本意義中，並對於文本內容進行理解活動，文本的文字符號才有意義，其內容才能更多的表達出來。

 

 

哈貝馬斯認為，高達美上述立場，最終再現一種相對的形式。這是因為它說，不同的價值取向，會產生不同的研究問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例子，高達美的立場是相當開放的價值。此外，我們可能會放棄對他人的談話，因為我們絕對不能同意別人與我們有截然不同的觀點。高達美認為我們應尋求與他人共識（他所說的'預期的完整性'）接受該協議可能是不可能的。哈貝馬斯認為，為什麼協議不可能是主要原因，是因為經營的權力和力量。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沒有什麼語言本身的結構，可以讓當事人從理性的對話來達成彼此的協議。未能達成協議和了解他人，一定是由於外在語言的操作因素。

 

 

日益全球化和文化混合的世界，與生活的文化衝突問題，筆譯和口譯很可能變得不那麼重要。雖然後現代主義通過話語碎片和差異保留了一定的描述性相關性，這是不太可能有很大幫助，試圖促進互為主體性共同規則。無論是地方，國家或全球，越來越需要形成共同的文化交流框架，包含爭議和討論。在這個過程中詮釋學的理解很可能成為重要揭示了自我與他人的文化特性：即共同的事情。誤解和暴力常常是一起。薩伊德（1993年）寫下的形式主體間誤識這場衝突的特點：

因此，穆斯林或非洲人或印度人，日本人，在他們的習語和在自己的地區，威脅、攻擊西方，或美國化，還是帝國主義，幾乎沒有更多地關注差異這各關鍵細節，歧視和區別是不是比為西方更慷慨解囊。同樣是如此，美國人，愛國主義僅次於神聖。這完全是毫無意義的動態。無論'邊境戰爭'作為目標，他們陷入貧困。我們必須加入原始或成立的小組，或作為一個賤民，必須接受的一個劣勢地位，或者必須戰鬥到死。 （薩伊德，1993：376）

 

薩伊德的關注種族，全球衝突和誤解的方向正是詮釋學的關切和問題。同樣的某些方面，後現代主義，好像是輕描淡寫地慶祝人類形式的多元化，或更多的水平經驗描述傾向。在這方面，持續不斷的詮釋學代表現代社會的複數性質，以及在關注社會和歷史背景下，繼續談論當代意義。

 

 

 

3

FEMINIST METHODOLOGIES FOR SOCIAL RESEARCHING

 

WHY LOOK AT FEMINIST ISSUES?

 

分析學術研究以及社區的觀點，婦女被排除由男性生產的知識的過程中，而且規章制度建構知識已經制定了與服務這些人的利益，而不是女性。

 

 

CHARACTERISTICS OF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OR EPISTEMOLOGY?

女性主義研究的特徵：方法，方法論或認識論？

 

 

 女性主義是一種觀點(perspective)，它以女性的主體經驗出發，而其研究企圖改善女性具體的社會處境。女性主義研究法雖然不是一個特定的研究方法(method)，但是對於傳統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有許多的反省與批判。首先它揭露了傳統的知識建構，並非是客觀中立，而是在特定歷史社會情境下父權價值的展現。女性主義如果正確的解釋存在於父權社會的性別壓迫現象並非是這些女性主義者所最急切於解決的課題，「質性研究」方法突顯出高度異質性的女性邊緣生態，以及她們所遭遇的壓迫現象，以扭轉歷來主流的「代表性」可以說是女性主義流派共同指向的遠景。Sandra Harding 為女性主義知識論中最有系統的論述分析者，她將女性主義知識論視為女性主義研究中合法性的證成策略，包括誰能成為研究的主體、什麼樣的信念可成為知識的合法性、質疑主觀性的真理能被當作知識等（Harding, 1987）

 

Reinharz（1992）認為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應採取多樣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具有跨學科性（transdisciplinary）。如同上述女性主義方法論在質量之爭所述，每一種研究方法都可能存在偏見或限制。因此在教育研究上，不強調方法上的菁英主義或單一正確的方法論。另外必須注意到多角度的資料蒐集，包括歷史、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生物、心理等面向，這種跨領域性的方式，研究者如同相互關連的求知者（connectedknower），找到學科之間的橋樑（Reinharz, 1992）。

 

 

Reinharz已確定10女性社會研究的主題：

1、女性主義是一個角度，而不是研究方法

2、女性主義者使用多樣性研究方法。

3、女性主義的研究涉及非女性主義的主流學術批評。

4、女性主義研究是女性主義理論嚮導。

5、女性研究是跨學科的。

6、女性主義研究的目的是創造社會變革。

7、女性主義研究力求代表人類的多樣性。

8、女性主義研究，包括研究人員都作為一個人。

9、女性主義的研究往往試圖與研究對象發展特殊關係（在交互研究）。

10、女性研究經常定義與讀者的特殊關係。

 

 

Harding 認為原因之一在於人們往往將方法、方法論與認識論問題糾纏在一起，而沒有認識到它們之間雖然有複雜的關聯，同時卻是相互區別的。方法是指蒐集研究資料與證據的技術；方法論是用於分析與說明研究如何進行或應該如何進行的理論；知識論問題則討論有關知識有效性的理論與證成策略。女性主義在討論方法或方法論問題時，往往將這三個方面混雜在一起，缺乏清晰的概念，結果不能釐清何謂女性主義社會研究最獨特的東西。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FEMINIST WAYS OF KNOWING

女性主義認識論：認識女性主義

 

 

傳統社會科學研究是以男性經驗為出發點，只關注到男人所重視的社會議題，甚至僅從資產階級白人男性的視角出發，定義哪些社會現象需要解釋的問題，其結論必定是偏頗的且不公正，因為男性獨特經驗視角並不能全然顯示出女性的經驗（Harding,1987）。因此Stanley 與Wise（1983）認為女性主義研究是蘊含且產生女性主義意識（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正因為如此才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女性主義意識的產生涉及到女性從意識覺醒活動consciousness-raising activities）中獲得新的理解（Stanley & Wise, 1983）

 

 

不同的女性主義論述認為獨特的女權主義認識論，提供一個框架指定建構或產生社會世界的知識，這包含定義知識及生產過程，例如：•什麼，我們所知的'現實'的本質？

•我們如何指定知識是什麼？

•我們如何認識知識？

•我們如何確定誰是知者？

•到底是什麼人不會成為一個知識生產者？

•什麼是知識的競爭手段，拒絕了一些有利於他人或其他？

 

 

女性主義經驗論認為社會偏見是由錯誤信念所導致，包括盲目崇拜、習俗、愚昧或缺乏教育，這些偏見有可能進入到研究設計、資料的蒐集與解釋等，進而導致研究結果的扭曲。

Harding（1987）將女性主義知識論界定為三種型態：

女性主義經驗論（feminist empiricism）、

女性主義立場論（feminist standpoint），

後現代女性主義（feminist postmodernism）

 

 

EARLY MANIFESTATIONS: THE FEMINIST EMPIRICIST APPROACH

早期表現：女性主義的實證主義方法

 

 

在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主義'第二次浪潮'發展出政治議題，指出女性經驗被忽視之外，且被扭曲，關於性別主義思想的延伸，最多的研究是將男性經驗泛論到整體人類上，但此狀況從未發生在女性研究上，而是常發生在心理學研究上（Stanley ＆ Wise, 1983）。這是第一波女性主義發展對學術界的質疑。女性主義經實證主義提出以下質疑：第一、實徵主義排除女性的觀點與研究，第二、理論框架反映了當代文化男性性別認同結構；第三，敘事建構服務了男人的群體、提升了男人的位置；男性中心的普世價值，漠視與忽略女性經驗與立場，因此女性主義新方法稱為「雙重視角」，而不是一個單一的（男性）的觀點。

 

 

Eichler(1989)指出，學術研究的整個流程都可能牽涉性別歧視。四種主要的性別歧視，分別是：

1. 男性中心（androcentricity）：以男性做為參考指標，或者從男性的觀點來看世界，例如指稱文藝復興是人類文明的大進步，但是對女人其實沒有甚麼影響

2. 過度概化（overgeneralization）：係指研究只處理單一性別，卻將研究結果當成所有人皆適用。

3. 性別不敏感（gender insensitivity）：忽略性別做為一個具有社會意義的變項。

4. 雙重標準（double standard）：在處理或評價相同行為/處境時，採用不同的標準。

  性別的雙重標準同樣發生在研究過程中的各個階段，包括

（1）語言的雙重標準：使用不平行的語言，如一個用名、一個用姓

（2）概念的雙重標準：不平等對待不同的性別，如視男性為戶長，而女性是戶長的太太

（3）研究方法的雙重標準：例如對不同性別問不同的問題，使用不同的測量工具（如使用戶長的職業來界定女人的社經地位)

（4）資料詮釋的雙重標準：例如研究者不把父親不參與家務當作兒童問題的影響因素、不關心女性失業問題。

（5）政策評估建議的雙重標準：例如政策建議沒有同等看待男女工作的價值

 

Eichler提出了其他三種衍伸的型態，包括性別適當性（sex appropriateness）、唯家庭論（familism）與性別二元對立（sexual dichotomism）。性別適當性是雙重標準的衍伸類型，指的是假設某種行為舉止比較適合某種性別，當人們不符合這個規範的時候，就視之為偏差，例如，照顧小孩、做家事是女人的責任。唯家庭論是性別不敏感的衍伸類型，指以家庭作為分析單位，忽略了家庭中的個別成員，性別二元對立也是雙重標準的衍伸類型，亦即將男女當成在生物與社會上完全不同的群體，過度強調兩性差異，卻未能適切注意兩性之間有異有同。

 

 

THE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女性主義立場論

 

 

Harding 女性主義立場論認為認知者的位置會影響到知識的產生，各種知識的證成或聲稱，都是「處境的」situated。因此立場論認為知識是以經驗為基礎，其理論優越之處在於他們本身源自於女性的生活經驗。 Stanley（1990）所說經驗是未加工的（raw），必須經由批判的理論化才行。立場論認為因為女人處於被統治、被忽略、被邊緣化的「他者」位置，這使她們具有一種異於男人的批判眼光或立場，有助於克服偏見並產生更客觀的知識。

 

女性主義研究也經常遭到從認識論（epistemological）或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角度出發的質疑和批評，研究會不會受到預設的女性主義立場影響而失之偏頗，以致於使女性立場的科學研究缺乏客觀性？「客觀性」這個觀念本身是否（像某些女性主義所認為的）也是男性文化的產物？科學研究應不應該被像女性主義這種政治考慮所影響？女性主義者為何否定科學是價值中立？性別與科學是否都是社會建構的（socially constructed）？如果兩者都是，那麼這兩種建構的過程有無重疊之處？科學是有性別的嗎？有沒有女性的科學？有沒有一種女性主義的研究方法？女性主義在認識論上應當採取經驗主義的立場，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或是後現代主義的立場？

 

所謂立場論，簡單的說，主張只有從恰當的「立足點」或「觀點」或「立場」出發，才能得到正確的知識。這種立場論其實乃來自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論傳統，因為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都認為知識是座落於特定社會情境中（socially situated）、反映了該社會中的價值與利害或權力關係；如果一個社會及其知識的生產是被優勢的階級／性別所主導，那麼該社會所生產的知識必然會反映出特定的社會利害與價值。隨著後現代思潮的興起，也有些女性主義者不滿意立場論的說法，像Jane Flax 便從立場論轉變到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科學哲學內部的多元性開始明顯。Sandra Harding 便把女性主義科學哲學（知識論）分為三個流派或趨向，分別是新的經驗和理論資源－女性主義經驗論，新的社會科學的目的－女性主義立場論，新的主題調查－後現代女性主義。

 

女性主義社會學者 Smith（1987）運用制度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的方法，幫助女性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去理解她們所處的社會世界，此方法是做為研究者的女性本身是邊緣群體的一份子，所以她們從邊緣立場出發，向外擴散到社會權力與統治的中心，並闡明影響具體情境統治的可能性，這樣研究的目標期能透過由日常世界中活生生的個體經驗，來揭示組織現有統治秩序的社會關係，由此可看出制度民族制提供了由「個人」走向「政治」，以及理解制度因素對個體生活影響的方式（Smith, 1987）。Smith的思想提供了一個預示的後現代批判理論的女權主義的立場，因為他們開始認識到異質性的經驗。

 

 

MORE RECENT MANIFESTATIONS: FEMINIST POST-MODERNISM AND OTHERISMS

最近的表現：女性主義後現代主義及其他

 

 

Harding認為不存在獨特的女性主義研究方法，只存在獨特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和知識論。男人只要堅持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準則，也可以從事女性主義研究，換言之，在 Harding 的立場論中，認為「男人」女性主義的立場是有可能的。故從女性立場出發並不意味著將女人的特殊經驗普遍化，或者只是代表了女人之間共有的觀點，而是為過去傳統研究中缺席的主體和經驗，創造了新的空間。相反的，後現代女性主義，開始懷疑是否真的存在著一個「在那裡」等著被知道的世界或一組社會結構（Pamela & Claire, trans.1995）。他們批判啟蒙思想所推崇的任何具有普遍性的所謂「宏大敘事」，認為女性主義所能做的是讓來自不同種族、階級與文化的女性能講述自己的故事，呈現出她們擁有的不同經驗和她們的不同需求。後現代女性主義認為知識最核心的要素就是「情境化」，沒有不含偏見的知識，也不存在一種壓倒一切占絕對優勢的知識形式，只有多樣化的支離破碎的主體所講述的多種多樣的故事。

 

換言之，在Harding 的立場論中，強調「女性立場」的觀察與理論創發之重要性，並非是要把科學從男性的認知中還原，回復到中性客觀，而是透過女性主義的反省，認知到主體是如何巧妙的潛藏在科學研究中，進而才有擴大科學視野的可能性。Stanley 與 Wise（1983）亦提出從女性主義視角作的研究不能只當作是一種描述，而應當引起社會變革的可能性。換言之，研究必須帶出解放的知識，來幫助受壓迫的弱勢提升意識，此具有實踐的意味，期望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對生活世界有實質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