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29


第三週研究設計

Research designproblems, cases, and samples p23-33

報告:鴨鴨

 

民族誌ethnography看似簡單,一些研究者在進入田野之前看似毫無準備,不閱讀學術民族誌的描述、實質研究領域的相關學術文獻,不需要專家意見。它是無法被整理分析歸類,意思是它無法事先預測,就像是一本親身的傳記。實際上,民族誌是一個實際的操作,沒有特別的硬性規定hard-and-fast,需要針對對象特殊的脈絡進行判斷,而非僅尋著方法規則。但這並非指進入田野前可以不做任何準備或過程中雜亂無章,研究設計應該是反身性的過程reflexive process

民族誌最常被給的建議就是去做吧。這個概念和自然主義naturalism相關,它是一種開放式的觀察描述,以至於研究設計似乎是多餘的,一種有效的研究策略有時被形塑成範式的研究方法。1973諾貝爾得主丁伯根 (Nikolaas Tinbergen)研究動物行為時觀察到當一個人瀕臨危險時,會忽略一些很自然的現象,因而窄化這個人的視域field of vision。自然社會學家有時候會將他們的觀察和描述傾向自然的歷史規則-進化論和動物行為學的說詞。達爾文強調如果任何一個有貢獻的發現,受到人觀點的偏頗,這不是很奇怪嗎?”因此這說明了民族誌的過程中要避免預設立場。

一、預示問題foreshadowed problems

(1)民族誌之父-馬利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922年指出,做研究調查若無法屏除先入為主的成見或証成的理論,這樣的研究是毫無價值的。應裝備越多的問題意識,並養成根據觀察的事實來建構理論的習慣。研究問題的疑問可能被提出,此時可能會對研究主題存在眾多的疑問、假設,當資料蒐集及分析進行時,這些預示問題下所產生的疑問、研究假設可能會被修正、刪除或擴展。

(2)有時候研究是以一個已發展完整的理論和可驗證的假說開始,這在社會學和人類學中比較少見,在社會心理學出現較為頻繁。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Leon Festinger1956年的一個實驗中,提出「認知失調理論」(cognitive dissonance)。其理論建構的主要來源起先是和他的學生隱身在一群信眾之中,研究他們的認知失調。這些信眾相信在某一日會有大洪水到來,他們的守護者會駕著飛船來解救他們,帶他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對此Festinger和他的學生提出一個假設:假設有某人十分相信一件事,並假設他受到信仰的約束,因而採取不可挽回的行動。如此一來,假如在最後他有無法否認的證據顯示自己信仰之錯誤,那麼這個人不會消沈下去,反而會產生更堅定不遺的信念。而Festinger他們的觀察結果也正如之前假設一般,當預言會有大洪水的日期到來了,沒有飛船也沒有洪水,一些堅定不移的信眾反而更相信這樣的信仰,以此來彌補信仰與現實之間的差異。

(3)大多數的民族誌研究都在做現象的描述和解釋,較少測試既存的假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Glaser和芝加哥大學教授Strauss都贊成對理論採有系統性地資料蒐集,而非紙上談兵armchair theorizingStrauss認為事前釐清並發展研究問題對於研究本身是一大進展。

一個相關的例子是Davis1961年做的研究”the management of strained interaction by the visibly handicapped”Strauss指出社交互動會產生一個短暫的交流但無法再延長。Strauss再指出理論中不同要素有不同的研究問題發生。相關的文獻經常提到某理論,卻很少繼續發展。MacIntyre(1997)的單身女子懷孕生涯pregnancy careers研究中,少有人知道這些研究結果是如何完成,以及這些研究如何被社會態度、政策和立法影響。Freilich(1970)關於 摩霍克族Mohawk 英雄的研究,(摩霍克族是原住紐約州的印第安人),紐約人發現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Mohawk在紐約的各種鋼鐵建設中工作,報章雜誌都刊登Mohawk微笑的照片,顯示出他們的勇敢和穩健。研究想了解為什麼紐約市會有那麼多的Mohawk以及為何他們要從事鋼鐵高樓的工作,Freilich從依洛魁Icoquiian(北美印第安部落)的文化變遷探討,而A.F.C Wallace的研究指出Mohawk因為沒有懼高的心理因素,實際上這與事實相反,事實是人在恐懼時才有危機感,研究社會文化因素來解釋社會和文化的現象會比研究心理因素來的有意義。

(4)社會變動有可能成為研究對象,形成觀念上的刺激與創新,但許多時候社會現象常被視為理所當然,或者違反社會生活即被視為差異,這顯然是很有問題的。

Van Maanen(1991)文獻中顯示組織社會化可能讓員工對工作與組織產生負面的心態。研究中指出警察在進入組織並經過社會化過程之後,警員的組織承諾和工作動機都下降了,他同時也指出這是因為警察工作的特性造成這種情況。此外,Van Maanen Schein(1979)曾經提到一個「有經驗」的巡邏警察以消極的方式敘述他的工作,認為自己只是做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並將此觀念傳達給新進員警。Van Maanen Schein認為這些組織社會化程度高的警察雖然知道如何應付手邊的工作,但是他們已經失去了理想和動機。因此Van Maanen提出「無效的社會化」概念(inefficacious socialization),認為組織社會化也可能導致獲得組織無法獲得所想要的結果:即員工會在社會化過程中失去理想和對組織的目標。

二、發展研究問題:

(1)進入田野前的目標是將預示問題轉變為一連串可以找到答案的問題,也可能是敘事性描述現象、廣異的觀點、特殊的實際活動或抽象理論性的看法。

美國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多拉德John Dollard (1957)研究美國南部黑人人格與生活史,他發現在處理文化遺產(culture heritage)和情緒結構(emotion structure)的問題相當複雜,白人whites和白人意識whiteness和黑人心理結構不可分割,而南方郡本身是一種獨樹一格的棉花經濟的文化,黑人生活的社會脈絡研究一直不受研究重視。

(2)Dollard發現許多的問題是源自於原先錯誤的假設,有些錯誤假設會被重新檢驗,有些在目前仍找不到解決方法。英國動物學者梅達沃Peter Medawar 認為,好的科學家不應該遵循原本的研究路徑,忽略了基礎的實務研究。如同Merton所說:問好問題遠比解決問題難的多。

(3)有許多不同程度的抽象問題,有些為特定社會事件領域的,稱為實質理論(Substantive theory);有些是在一般理論中較廣的概念性領域而發展的,稱為正式理論(Formal theory)。根據Lofland的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就是在實質理論和正式理論觀點之間不斷循環。依據Glaser & Strauss(1967)分類,實質理論研究專題(topic)社會學調查,如病人護理,種族關係,專業教育,犯罪,或研究機構;正式理論研究一般(generic),如恥辱,偏差行為,正式組織,社會地位不一致,權威和權力,獎勵制度,或社會流動。

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 (1975)的標籤理論的重要貢獻是讓我們瞭解偏差行為不僅是某人是否做了某些行為,而是在被認定有這些行為且被貼標籤後,此人是否發展出偏差認同(deviant identity)及身份。此外,此觀點也讓我們注意到偏差者也會有發展歷程(deviant career),偏差行為deviant acts邊緣人deviant persons治療發展歷程 career of the deviant,以及偏差社群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