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原野以及山蔭道上！土地歸我們The Land is Ours（簡稱TLIO） 抗爭行動

重回原野以及山蔭道上！土地歸我們The Land is Ours（簡稱TLIO） 抗爭行動（註一）[1]

 

一、喬治‧蒙拜奧特Georage Monbiot（註二）[2]

 

英國、不列顛：

l   發動反對桃花心木進口運動，繼而投身參與反對馬路工程直接行動，協助推動「土地歸我們」的抗爭。

l   也替《衛報》，自1993~1995年到牛津綠色學院（Green College, Oxford）擔任訪問研究員。

l   1997 被東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East London）聘用為訪問教授。

 

二、TLIO（The Land is Ours）

l   1994年12月牛津舉行並討論直接行動問題的一場會議，會議中有人提議：需要在抗爭行動中採取積極攻勢。抗爭初期，先佔領這些地方開始：一廢棄飛機場，掘地者（註三）[3]在1949年就決定還給人民位於蘇里的聖喬治山並受國家補貼、休耕的土地。約600名民眾搭了一座村落以及一些花園，表演一場秀，並把資訊散佈到鄰近鄉鎮，也因此成功的引發一場有關土地問題的全國性辯論，所有大開數報紙和大部分全國性電視和廣播新聞都大肆報導。

 

l   1996年，TLIO舉辦第一場不列顛「最佳、最壞地主」比賽（註四）[4]，由公眾提名，獨立評審評選。最壞地主由西敏寺公爵當選，諾福克的達芬‧巴克斯頓被選為最佳地主。1997年皇后被選為最壞地主。

 

l   1997年4月，TLIO開始行使防止「等級制度」出現。──「TLIO的抗爭，目標是和平使用土、土地資源，以及和平進入影響它們的決策過程，抗爭是不分種族、年齡或性別地為每一個人而進行。」任何人同意這原則，就可成立TLIO，以TLIO為名行動，因此特別關注的人們使運動規模變大，以便對抗破壞性和排他性的土地利用，讓公民最重要的資源可奠基在權利的公眾監控下。

 

三、個人旅程之一：從全球到地方

喬治‧蒙拜奧特開始對森林消失這議題有興趣，誰是森林毀壞背後的兇手？（註五）[5]

 

桃花心木：

喬治‧蒙拜奧特從桃花心木發現貪得無厭的（由不列顛和美國消費者的需求而推動）貿易活動，桃花心木用在基礎建設以增強經濟活動力，繼而促動了進一步的剝削。後來，很多人跑到砍伐桃花心木工人開闢的道路來，來多走少，發現那些人原本住的地方，當地的地主在武裝警察和僱傭槍手支援下，為擴大自己擁有房地產，破壞原有農村、殺害任何想抵抗的人、搶奪農民共享的土地，促使很多人搬到亞馬遜去，對亞馬遜原住民重複以前地主對他們所作的事情。

 

東非：

拜政府政策和大規模體制腐敗所賜，農民土地被分割並迅速流入商人手中，土地被開發種小麥，剩一些牧民住在陡峭無法種東西的山上過活，後來東非的保育政策執意將牧民驅離他們僅有的好土地，表面上是為保護獵物，但其實是使觀光業不受干擾。因此牧民被迫從事不利自然保育和過度消耗僅有的資源，但有時觀光客和貪官污吏所造成的損害更為甚。

 

土地異化：

在整個熱帶地區，喬治‧蒙拜奧特看到隨土地異化所帶來的環境毀壞，傳統地主土地被沒收，私人財主、大地主、國家官僚就會接管，生物棲息地因此被破壞。過去農村總是以照顧土地為優先，土地是唯一財產，需要保護多樣資源以因應農民的多方面需要。現在共同擁有的東西被私人佔據，公共財產落入賺錢為優先的人手中，農民考量經濟利益而選擇利益最高的作物，並密集種植。

 

巴西需要土地改革，肯亞和印尼需要的是對傳統土地使用權的承認和保護。這些政策不能保證環境定可受保護，但沒有這些政策，環境保證會被破壞。

 

1992年：

 

1992年前，喬治‧蒙拜奧特仍堅持盯緊政府，使公務部門遵守和加強環境保護標準。

 

1992年之後，喬治‧蒙拜奧特目睹漢普郡的托爾福下丘陵反抗M3幹線延長工程的反馬路抗爭場景、以及唐格斯部落的誕生地之後，改變了想法。喬治‧蒙拜奧特意識到，這不是單純的交通政策的抗爭。

 

l   貫穿托爾福下丘陵的道路工程是一個糟糕的交通決策、土地政策。這政策被通過，是因為民主責任被擱置一旁，在公開諮詢民眾意見前就決定興建道路。示威者致力抗議是不必承擔壞政策結果的人所做的決策過程。喬治‧蒙拜奧特在印尼與巴西也都看過這樣的政策。

l   人類展開土地利用開始，這些衝突鮮少被主流史書記載，我們從未理解這些。以為土地的轉移與變動與我們無關，是他人的事，而我們無法看見這些議題，是因為它們事關重大，以致我們無法退一步窺全貌。

 

四、個人旅程之二：來去自幹文化

 

自1992年托爾福丘陵以來，喬治‧蒙拜奧特的經驗逐漸整合起來，喬治‧馬凱（本書作者）叫喬治‧蒙拜奧特寫下這些，使他一度成為衝突和爭議來源的角色。

 

l   1987、1988首次接觸直接行動，投入大伊利安島佔領地的巴布亞獨立行動（Operasi Papua Merdeka）反抗運動。

l   協助無地工人運動（Movimento Sem Terra）以及若干巴西原住民權益抗爭行動，然後聯同馬塞人和圖迦納人試圖爭取保留他們的土地，並擊退活躍東非並受政府扶持的土匪。

 

也因此喬治‧蒙拜奧特學到不少事情，組織、無政府、對效率有進一步的認識，其後將這些引進不列顛。

 

媒體寵兒？

牽扯到那些議題，那些極端亢奮且對領導權有興趣的人開始對喬治‧蒙拜奧特起了疑心，主要是因為他多采多姿的經歷，以及認識很多去採訪他們行動的記者，媒體常常把喬治‧蒙拜奧特挑出來，要他發表評論。很多人指他是「媒體寵兒」──自吹自擂的公關。也因為身分背景因素（註六）[6]，使人們對他的懷疑更是非常嚴重。

 

也因為喬治‧蒙拜奧特是記者唯一認真交談的對象，他一再被他們封為這場、那場的「領袖」，因為太擅長對媒體說話，把自己推的太前，有時候則是錯在懶惰的新聞採訪。

 

喬治‧蒙拜奧特重整試著把問題導正。在TLIO運動中，喬治‧蒙拜奧特把自己的活動侷限在不公開的任務。組織一些採訪和公開演說工作坊，傳授應付媒體和其他人的技巧。也避免在運動的第一日出現，因為媒體總會在這時候出現，後來他乾脆不去那些只有一天的直接行動。在直接行動中，專注於支援理論架構，並非現身替它們說話。

 

喬治‧蒙拜奧特發現《綠色無政府主義者》和其他刊物是對的：個人的過度媒體公關會讓其他人的努力相形失色。

 

 

五、計畫和發展

 

從純粹環境觀點開始，環境品質是受發展而改變，全世界的野地都是因為未被發展而得以倖存。像不列顛這類已開發管理的地景，則是取決於「已建築」和「未建築」的土地比例和兩者的性質與品質。決定這些性質與品質的，則是那些訂立發展決策的人。

 

l   有一個決策，其共識是來自地方民眾以及受到發展計畫影響的一方，相關的所有資料都能公開，讓這些人充分掌握，那麼，民眾真實的環境狀況以及生活環境中的利益，就能在決策中反應出來。

 

l   但要是一個決策之所以出現，是由固執於黑箱作業的律師、發展商和政府官員，只聽命於股東和部門主事者（這些人不必承受他們選擇方式的惡果），那就很可能會對民眾生活環境造成負面衝擊。

 

第二種形式方式，在不列顛屢見不鮮。

 

喬治‧蒙拜奧特與戰友們在倫敦佔領過的土地，原被規劃用作大賣場。當地民眾誓絕反對，因為將趕絕小商店、令交通阻塞惡化、以及讓當地特色毀於一旦，變得和其他地方沒有兩樣。他們想將廢棄七年的土地，改造成該鎮及需要的區域：讓小朋友玩耍的綠地、代替原來被汪士沃夫郡議會破壞的社區計畫工程，以及民眾買得起的住宅。當地的土地持有人一同提出的計畫被郡議會拒絕。在這國家，發展商有的非常大的權力，足以推翻民主程序並將他們的計畫強加於不願意接受的民眾。要是一般民眾對當地政府通過的發展決策不滿，他們也無計可施。

 

發展商不滿所作出敲詐的名堂：

l   發展商不滿郡議會決定拒絕他們提出的規劃案，他們可以向環境事務長（Socretary of State for Environment）提出上訴。發展商知道上訴會讓郡議會花上數十萬，而且發展商也吃定郡議會會經不起曠日廢時的訴訟。

l   倘若郡議會有錢面對上訴訴訟，而且環境事務長又剛好否決了發展商的提案的話，那發展商只需要重新提交一份和以前一模一樣的提案，那一切又回到原點。一直把郡議會和當地民眾搞到財力不繼和意興闌珊為止，到時發展商就可為所欲為。

l   要是這樣的賤招還未奏效，發展商還有「基地外規劃基金」（offsite planning gain），我們通常認為那是行賄。發展商會竭盡所能的關說地方政府，以促使他們的計畫得以通過。

「你不喜歡我提議的古代亞術以及巴比倫之寶塔式建築嗎？這兒有一百萬磅，現在，在問一次，你意下如何？」

 

這樣讓民主政治無從實踐的方式，在各個城市中皆是。

 

l   有些地方，我們只需大家買得起的經濟實惠的房屋，結果，我們只能選擇奢華的、重看不重用的豪宅。

l   在我們需要開放空間的地方，我們卻有越來越多空置辦公大樓。

l   在我們需要地方產業之觸，我們卻要接受大賣場。（註七）[7]

 

這些發展勢必造成巨大通運輸流量，大家買得起的房屋只能在郊區買到，維持社區凝聚的元素也會消失。

總之，發展的意思（除少數例外）就是：我擁有土地，我愛怎樣就怎樣。

 

 

房地產：

 

過去房地產是指持有使用土地或其資源的權利（註八）[8]，在少部分地方，是讓大家有權做某種程度分享的。今天房地產是指土地本身，而有關使用權的字眼幾乎不見了，在不列顛大部分的土地，地主幾乎擁有絕對的權利，我們的權利根本不存在、連在上面通行的權利都沒有。

 

這意味著地主可以幹盡壞事而逍遙法外（註九）[9]，對於地主們的遊說行動，政府持續以大規模的特許權階級回應之，讓他們甚至能在劃定歷史遺址上挖鑿掘井，承載數千年歷史意義並述說我們歷史蹤跡的土地受到破壞，為的就是一些榖物。我們對歸屬的意識、對社區凝聚的意識，以及對土地本身的意識，通通被磨滅殆盡了。

 

農業和山林通常不會被發展所管，反而造成了他們不受公眾監管。興建農舍只需地方向政府打個招呼就行了。像是吉普賽人、旅行人士、以及對生態環境造成低度衝擊的居民（位處比地主位低的階級），想在郊區找尋立足之地，房子有多簡樸、是否提高環境品質（註十）[10]，都會接收到這樣的命令：郊區不是給他們用的！

 

人們不單只把生物的單一裁培到郊區，而且也把社會的單一裁培帶入。就像肯亞，只有能帶來經濟獲利的作物會被有效的栽培，但對於社區帶來的更大損失則無人在乎，不列顛亦同，不列顛已比其他歐洲擁有更少的農民，連香港其就業農業人口站總人口百分比竟是不列顛在綠菜園人口的兩倍。儘管農民的收入正在上升，仍持續每年流失兩萬農民。

 

這些問題正因為我們對土地的粗暴排他行徑而惡化，人之所以在托爾福下丘陵努力抗爭，是因為有切身關係。我們被排除在土地之外，於是也開始失去保護土地的興趣，以為這事不關己，除少數例外，我們放任地主亂搞。土地使用權有由某些人獨享，我們被驅趕到社會邊緣，這是最明顯的階級壁壘。事實上，擅自入侵的不是我們，而是地主，他們侵犯我們享受大自然恩賜的權利。

 

 

六、那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需要第三世界的策略來應對，而且這正是喬治‧蒙拜奧特到托爾福丘陵前，比全國任人更早目睹的直接行動者。他們明白我們不應以文字學術揮舞橫福的最新傳統為追隨對象，而必須以反種族隔離運動及巴西土地改革抗爭行動為馬首是瞻。直接行動不是完整答案，也不是絕招，但這是一向無能出其右的方法，足以把那讓我們吃盡苦頭的議題擺上檯面，叫人們任予重視。

 

 

我們需要：

 

l   「家園的土地」（Land for Homes）──低成本及住民能在城市自建的住宅、供旅行人士和低度衝擊環境的郊區居民使用的地點。

l   「生存的土地」（Land for Livelihooda）──支持小規模、高度創業機會以及低消耗土地的農業，供津貼金和規劃。

l   「安居的土地」（Land for Living）──保衛和收復公共空間、規劃和公眾諮詢程序的改革、強制土地登記，以及保障人民散步的權利。

土地必須服務我們大家，不是那些控制土地的人。發展必須是為了無家可歸者和無產者此種最需要發展的人及服務的工具，不是讓發展商圖利。

 

因為土地歸我們，把土地奪回是大家應盡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