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社會實踐工具與虛擬世界介入
1.1影像/社會實踐工具
從影像的功能來討論影像如何被應用於社會實踐以及如何成為一種社會介入的工具，在台灣的相關研究裡面仍是一個少見的研究議題，較多的著墨是在於影像如何在象徵、符號學、表徵、表意等層次上，書寫了政治、城市、種族、性別等不同文化生產的樣貌，但依照影像「再現」與「紀實」的特質，並積極的參與社會性實踐的功能，在脈絡中可被分為兩種取向，一為紀錄片的形式，在八零年代開始，隨著本土化的浪潮，以草根的姿態，從早期以拍攝新聞、政宣影片為主，轉而將鏡頭朝向拍攝地方人民的生活。在邱貴芬（2005）的研究裡，提出了從198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戰場發展出來的紀錄片，承襲著台灣鄉土文學「為民喉舌」文化語言，呈現出「一般人民的聲音與觀點」，同時也指出，紀錄片是最能再現庶民文化的文化形式。
而另一種不同於紀錄片取向的，則是將攝影機從導演手中交還人民，讓人民掌握自己的話語權，以自發性的力量，透過公民新聞/youtube/blog等媒介平台，由下而上以影像做為文化行動/社會實踐的工具，在黃重興（2009）的研究指陳，公共新聞與公民新聞最大的差異有二，一為媒體所有權，公民媒體不受官方控制，二為內容主導權，公民新聞強調「參與式新聞」（participatory journalism）與「分散式協同合作」（distributedcollaboration）概念。強調資訊的出版而非篩選，且允許公民成為內容創造者（Gillomr,2004/陳建勳譯，2005：A16）
1.2 虛擬世界(second life)介入
麥克魯漢曾指出：「媒介成為人類感官世界的延伸，螢幕擴增了視野，滑鼠延伸了手指的長度，人類思考結合電腦機器成為「網際機器人」，自由地隨著電話線迅速穿梭在世界各地。麥克魯漢進一步說明，當傳播科技日新月異，空間與時間的距離逐漸被消弭後，地球上各分散的區域因此而重新被聚合起來，終究變成一個大部落，這就是「地球村」(global village)(1964)。事實證明世界各地的雜燴並不溶於全球化這個大熔爐裡，然而真正能實現「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的，卻是虛擬世界，Second Life相較於其他的虛擬世界而言，Second Life提供的是一個更開放性的互動平台，沒有setting、沒有預設人物、沒有預設腳本，只提供虛擬工具與交易平台，Second Life的開放性與可編輯性，能創造出一個與真實世界連結的「有機載體」。
國內並沒有對於虛擬世界介入社會功能的相關論文研究，薛名言（2007）「三維虛擬世界Second Life之經營模式與衍生商機」中，對於Second Life的探討只著重在虛擬經濟的面向，但現實虛擬世界Second Life的另一種人生，跨越了原本虛擬世界的功能，介入社會實踐各種面向，包含學術方面－澳洲把研討會搬上Second Life，教育方面－「中大桃花源」是國內第一座Second Life上的3D虛擬大學，公益方面－NGO運用Second Life來進行公益行銷與募款，網路部落客Jedi在他一篇Second Life社群觀點的文章中及指出，Second Life「與真實世界掛勾」乃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因為任何社群的本質還是這些活在真實世界的「人」，線上世界祇不過是打破某種藩籬之後的投影而已，並不會改變 「人」身為「人」的本質；因此正視這種關連，並且利用了這種關連的Second Life ，有助於拉近真實世界中人們的距離，進而能夠促進在 Second Life 中的互動，形成正向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