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倡導】第三篇（質疑目前）閱讀摘要            曾柏仁整理

Alain Touraine. 1984 Le retour l’acteur，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麥田出版。

    《行動者的歸來》的思想是針對忽略個人主體性“古典社會學”的困境提出的。法國左派社會學家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1925─ )在本書中試圖以行動者及社會運動的概念，重新引入主體。作者認為，在我們當前所處的破工業社會中，個人作用于社會和歷史的模式主要是透過社會運動來實現的；而又個人運動出發構成的社會運動，可以創造出新的社會形態。

第三篇 質疑目前

《第十章 程控社會的誕生》

在破工業社會裡，社會對自身進行介入干預的對象是整個經濟系統，就像飲水機有程控殺菌功能一樣，所以稱之為程控社會。個人于破工業社會中皆在各個領域裡被引入了大型集中化管理機器，這種情況為個人帶來更多的機會（流通快速），但也加強了某些絕對權力之操控。而日益複雜的程控社會，只會造成整合的衰退。就好比在資訊的社會中，具有消費性或政策宣傳意味的傳送訊息並不能造成溝通或交換，反而造就了人際溝通需求之間的巨大鴻溝。

在程控社會中，主要的社會衝突是大型生產和管理機器與消費者之間的對立，而特殊的地方是這統治階級似乎掌管了全面的生活，使得消費者無法自主的發言和行動。

《第十一章 新社會衝突》

新社會衝突指的是因應破工業化所帶來的轉變（新階級關係的誕生與神聖、傳統事物的消逝），造成社會衝突的普遍化與全球性趨勢。這種衝突性（conflictuality)普遍化的一個符號面向，即是對那沒有階級、沒有衝突之社會夢想的幻滅。

新社會衝突以壓力或利益的民意口號，自主且普遍化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社會支配也不再是處於某特定區域，而是散在所有的領域。這代表著衝突對立關係的轉移（雇主/勞工→中央機器或威權體制/弱勢族群）。

在破工業社會裡，決策組織發展出一套把社會問題邊緣性（marginality)的機制，這導致社會弱勢族群以衝突來重新詮釋邊緣性，各種社會衝突也以各種理由或面貌，在這看似「進步」的破工業社會中不斷的出現。

　 《第十二章 社會運動的衰微》

在政治上，不論是恐怖主義的威脅抑或是民主建制化的收編，皆阻礙了真正社會運動的形成，於是我們看到了原動力（initial impulse)的日漸減弱。如果社會鬥爭的雙方是因為具有共同目標才有的社會性運動，那麼當社會不再訴諸某種玄社會統合原則時，這目標就無法存在。絕對國家權力的提升使得國家成為抗議和挑戰的唯一對象，這也意味著社會衝突正由政治衝突所取代，公民對抗國家的鬥爭在目前遠勝於勞工對抗老闆的鬥爭。但杜漢並不這麼認為，當資本家已把勞工養得肥肥胖胖，當國家機器製作了各種眩目花俏的「參與」管道，意識形態已變成消費性美感。杜漢認為，之所以演變至此，是因為「現代性」取代了「歷史性」(historicity)，它導致了人們不再寄望於通過抗爭、衝突、抵制等等運動手段，去進行社會實踐與改造的行動。對杜漢而言，問題在於要超越對政治或管理機器的在意，跳到比較是文化的層面的思考來重建一個新的世界，便能使社會運動覆甦過來。

《第十三章 社會運動、革命與民主》

這一章主要提及社會運動、革命與民主這三者的關係在工業社會裡是幾乎是等同的概念，但十九世紀的勞工運動已經造成各種社會運動與民主制度的分離；到了二十世紀社會運動與革命也益加漸行漸遠，時至今日民主與革命間也呈現斷裂的態勢。

革命運動越來越不具有反資本主義的訴求，但卻日益有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性質，這也造成革命運動由工業國度轉到非工業國度，由中心轉到邊陲。

在破工業社會裡，新左派知識分子將此三者簡化合一的觀念（各種社會運動因其革命行動而擴展和強化了民主制度）用以提高政治制度的代表性，無形中也遏止了社會運動與革命的產生，在二十世紀末左派知識分子分裂的立即效應，就是革命意識形態的沒落，而革命沒落的結果，卻造成社會運動取得有如制度般同樣重要的地位，杜漢認為在破工業社會裡，無論是拒斥革命抑或是自由的民主制度，社會運動都將扮演其重要影響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