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國語唱片工業」與音樂文化的發展軌跡
一、 戰後到70年代
二、 背景:白色恐怖、冷戰,美國文化 影響
l 國家立場:音樂的社會功能是教化國民、凝聚國族意識,音樂可以是國家權力的潤滑劑、催化劑甚至是助燃劑。
l 音樂形式有如國家意識的傀儡,愛國歌曲、軍歌成為耳熟能詳的音樂(創作者出身政戰或與軍方有關)
l 五零年代,西傳的美國文化中夾雜的搖滾樂影響當時的大學生與知識份子。另一方面,坊間流行的本土歌曲(靡靡之音)受到大學生與知識份子鄙視,更受政黨敵視。
l 六零年代,台灣經濟起飛,舞廳、歌廳、電影、電視廣播、唱片等,成為大眾音樂生產與消費基地,更能展現人性日常慾望與情感,卻與當時政權推展的「復興中華文化」、「革新社會風氣」相抵觸。於是坊間的靡靡之音被政權領軍清剿:1973年行政院新聞局全面檢查所有音樂出版品並大力倡導淨化歌曲。
l 七零年代,新一代靡靡之音代表:高凌風,李中和。
l 受美國文化影響,都市生活與加工區內勞工生活呈現出不同情調:家在台北--->台北是玩耍嬉戲的地方與家的歸屬;孤女的願望則表達出由農村外流到都會的工廠女性努力工作與苦中等待回家的心聲。
l 政府藉由對媒體的控制、歌曲審查等,一面圍堵台語歌曲流行市場,一方面控制國語流行音樂創作。於是,聽、唱英文歌曲便成為某些人抒發情感與逃脫政治力的出口。
盜版時代-台灣玩樂團風氣最盛(1956年~70年代)
因翻版成本低,當時某些唱片行本身就發行翻版唱片,並邀西洋熱門音樂節目主持人選曲,並藉DJ知名度在混亂市場打出品牌,算是唱片業最早的「企劃導向」做法。
美國音樂工業 (解構搖滾音樂)
受到了反叛運動的挑戰,吸收不同的音樂類型,而展現在幾個面向:
1.垂直分工上的統合: 投資子音樂公司及經紀公司
2.唱片公司日增建強的宣傳能力: 結合藝術工作者和企宣人員,表演場地擴大
3.以播放搖滾樂為主的FM電台的盛行和搖滾音樂雜誌的風行: FM取代AM,可播放更多的音樂給大眾;搖滾音樂雜誌開創ex: FANZINE、Rolling Stone
<滾石>雜誌—
l 當時的滾石雜誌:1對國內音樂創作者的助力。2開拓與讀者關係上的民粹傾向。嘗試依英美在70年代民謠搖滾音樂類型化的轉型-社會抗議性轉向自我內省式的情感抒發。 刊登創作型歌手的暢銷吉他和弦譜也間接地鼓勵年輕人拿吉他玩音樂,這成了後來民歌手的養成方式。
二、70年代到80年代
背景:退出聯合國及釣魚台事件之後-民族主義上演。
l 運動初期,西方民歌被挪用、轉化,成為現代台灣年輕人在地意識與民族意識再認同的工具。
校園歌曲出現的自然化歷程
l 政權重新建立主體性的過程與民歌和校園歌曲運動「唱自己的歌」「唱這一代中國人的歌」相對應。
l 七0年代的民歌與校園歌曲運動是戰後台灣重要的音樂主體性。
l 民歌與校園歌曲透過救國團系統,發展出音樂與青年政治的關係。
現代民歌與校園歌曲興起-(壓制與反滲透的關係)
表面上政府想要以「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文化」的兩大主軸來塑造統一而純正的國民精神與文化生活主體,但是支撐政權實質內涵的美援以及經濟起飛內部當中,其所分別蘊含的流行或小眾文化因子,卻是政權力量無能控制的。因此政權對音樂的追求與操弄必須朝向共生與共謀關係的方向思考,80年代後流行音樂的商業化,變形為提供集塑造消費者商品口味,去政治化的大眾流行文化。
70年代現代民歌
由李雙澤、王津平、楊祖珺推動,企圖實踐「音樂回到民間」的想法,以淡江校園以及<夏潮>雜誌為本營。然而政治反對力量茁壯,引來國民黨政權逐步箝制,被認定與政治反對運動掛勾,從而遏阻這波新生音樂運動的茁壯。
80年代的音樂反叛
校園民歌歌手與相關音樂工作者,紛紛轉為專業作詞作曲人、製作人。相對於70年代末,因美麗島事件及中美斷交而緊縮的政治氣候,楊祖珺和侯德健的個人專輯完全沒有機會面對大眾,80年代初的歌手及唱片公司利用了反對運動,羅大佑自1982年之後出了三張個人專輯,風格批判當時政治、社會與文化主流意識等等,被稱為黑色旋風。
1987年,羅大佑以 明天會更好 一曲重回歌壇,從黑色旋風 到 明天會更好,說明了80年代新興的主流音樂體制與政治之間所能達到的最大張力與幅度。
隨著羅大佑的出現,掀起音樂創作和表演形式的旋風,然而對於美國排行榜音樂的唱片業者及傳媒並沒有帶給他們新的作為,相反地隨著唱片業日益強大及企劃導向專注,再者為了迎合市場口味,80年代進攻台灣市場的西洋音樂面貌更加保守。
唱片工業資本累積的建制化
音樂工業化:主動的音樂生產變成了被動式的消費,音樂工業由少數的或是集中在國際性於樂集團掌握,他們 [幾乎從不宣稱自己是永續性藝術價值的捍衛者,因為他們是在競爭是場中追求經濟自身利益的生意人。
國際公司資金雄厚,以音樂商品化作為資本累積的手段,對台灣音樂工業影響有下:
(1)理性化的建制
(2)對音樂市場規則化的行事運作
90年代-搖滾樂精神的復甦與複製的年代
新台灣歌與民歌運動
新台灣歌的發展,有點類似七0年代的現代民歌運動,兩者都處於具民族主義色彩的時代氛圍中,由於社會條件的不同,新台灣歌表現出來的形式與題材較為廣泛。
主流音樂與非主流音樂在歷史之流中是一種此起彼落的關係,所以永遠都會有非主流出現,而非主流往往為未來的主流音樂提供了極佳資源。
許多受到「新台灣歌」影響而調整形象與風格的流行歌星(如伍佰),一方面鞏固既有樂迷,另方面也接收「新台灣歌」開發出來的新台語歌市場。
民歌運動以「唱自己的歌」開展80年代流行歌曲中的各種自我意識,即非主流;新台灣歌可說是承襲了這些意識,我們可以說新台灣歌是民歌運動在90年代的延伸。
結論:
l 台灣的情況,歌手的社會基礎幾乎完全仰賴唱片公司與唱片商品的動員
l 發展歷程中,音樂作為社會意義與文化商品的相互拉扯,其呈現的張力構成音樂文化的內在矛盾,其中有妥協、獨立發展,此諸多問題其實是依著兩個實踐上的邏輯:音樂作為商品的過程/音樂作為社會集體力量再現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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